在路上

我最近采访一位国内来的金融机构高管，聊了两个多小时，天南地北谈得非常愉快。但当我问起他传说中的数百万年薪，他却非常不情愿谈。

这也难怪。中国上市公司加强信息披露，增加了透明度，但也引来投资者对某些操作的疑问，特别是年报中披露的高管薪水数目。用谷歌中文搜索“高管年薪”会得到近５０万个结果，百度搜索结果有近百万，可见这是个很有争议的热门话题。很多人提出了“他们凭什么拿这么多钱”的问题，并常常拿出国家主席才挣多少来比照。最近，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６６００多万元的报酬信息披露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其中两千万元已捐给宋庆龄基金会）。
这位高管说，薪酬是个矛盾而微妙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这些上市公司高管的薪水确实比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要高很多，比普通老百姓更是高出一大截，但比起华尔街和香港一些业绩相似的金融机构还是差很远；另一方面，要参与国内国际竞争，金融机构需要良好的激励机制来留住人才。现在这个薪酬水平是结合中国现实又考虑到国际因素得出来的，但这中间的缘由和苦衷是很难和一般人说清楚的。
我能理解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现实情况下，下岗工人，工薪阶层，乃至政府官员对这些天文数字般薪酬的强烈反应(我在纽约就属于永远买不起房子的人，除非我忍痛到华尔街工作或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我也同意，一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行业垄断和政府优惠政策，由政府任命的高管是否应拿那么高薪酬值得商榷。我还认为中国证监会和股东权益机构(如果中国有的话)应建立相应制度，监督企业不仅在利润好的情况下对高管进行奖赏，而且在利润下降，甚至亏损时也能在高管报酬上得到相应反映。
但我也不能想象回到那个均贫富或相对平均财富的年代，所有人都拿不疼不痒的工资。人性的特点之一是，在付出努力和作出成绩时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无论是金融圈人士得到丰厚的奖金，总统和国家主席攀上权力的顶峰，还是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变成大厦，他们在那一瞬间感受到的应该不只是贪婪与虚荣的满足，应该还有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喜悦。一个缺乏回报和激励机制的社会是很难进步的。
高管薪酬在美国也是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据研究机构Corporate Library的一份报告，2006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总裁平均薪酬为1506万美元，比2005年增长11.5%。美国政策研究所更是发现，1980年美国工资最高的上市公司总裁的平均年收入是普通职员的40倍，而2006年，两边的收入差距达到了364倍。也就是这些总裁们一天的薪酬就差不多相当于普通职员一年的收入。
在各种民意调查中，美国普通民众，无论政治和收入背景，多数认为大公司总裁的薪酬过高。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二月，高管猎头公司Heidrick & Struggles和南加州大学商学院对美国上市公司董事的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董事认为，大多数总裁的薪酬过高。

既然审批总裁薪酬的董事们都持这种看法，为什么他们还是能拿那么多钱?

最常引用的一个理由是比起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经理，上市公司总裁的收入并不高。如果上市公司不能提供相对有吸引力的薪酬，最有能力的经理人很可能会被私营公司挖走。在去年三月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指出，与私募基金经理的报酬相比，上市公司总裁收入不够高。
这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例子是，2007年初，建材零售商Home Depot总裁Robert Nardelli因任内公司业绩和股票表现都不好，自己辞职时却可以坐收2.1亿美元的“分手费”，而遭到股东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但几个月后，私募基金Cerberus就起用Nardelli做刚刚收购的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兼总裁。Nardelli新工作的具体报酬细节是不公开的，但据《华尔街日报》一篇头版文章，Cerberus对他离开Home Depot时的“分手费”等争议并不在意。

这种人才竞争的压力在政府和非赢利组织表现得就更突出了。美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John Roberts2006年年度总结报告的唯一主题是联邦法院法官薪水过低(年薪约16.5万美元)。他说，这样的薪水很难吸引律师事务所最优秀的律师来做法官，并称这个问题正在引发一场“宪法危机”。Roberts本人年薪为21.2万美元，还没有纽约最好的几家律师事务所二年级助理挣得多。

当然，还是有一些商界成功人士愿意放弃高薪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因为这在美国被视为一种荣誉，是个人价值的一种体现。例如，美国财长Henry Paulson 2005年任高盛总裁时的年收入为3800多万美元，而他做财长的年工资只有18.35万美元。还有亿万富翁、纽约市市长Michael Bloomberg只象征性地拿1美元工资。但也有人认为，商界和政界过分频繁的人材流动有造成利益冲突的可能。
正如文章开头那位金融界高管所说，薪酬是个矛盾而微妙的问题。在美国，人们正在讨论股东是否可以否决董事会提出的公司总裁收入提议，是否应该给政府机构高管加薪。关键的问题是:激励与贪欲之间的线应该划在哪儿?管理能力价值几何?这些都是难以回答，但值得经常讨论的问题。